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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中国报纸:从“原始失实”到“官方谣言”
【字号?????? 发布时间:2018-12-13 浏览次数:101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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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必须真实,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刊创始时就提出了。但是,在旧中国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报刊史上,真实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,这当中,资产阶级政党的报刊、通讯社,弄虚作假尤为严重。本文就一百多年来,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报刊----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----的新闻失实作一历史考察。

  新闻的原始失实

  中国第一批近代报纸在上个世纪初叶问世。其新闻的内容现在虽然难以核查,但只要看看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也可见一斑。该刊1883年创办于广州。第一期在新闻的标题下,刊出这样一条消息:

  在广州有两个朋友,一个姓王,一个姓陈,两个皆好学,尽理行义,因极相好。每每于功夫之暇,不是你寻我,就是我访你。且陈相公于西洋人交接,竭力察西洋人规矩,因往来惯了,情意浃洽,全无一点客套,虽人笑他,他却殊觉笑差了,不打紧。忽一日来看王相公说道,小弟今日偶然听闻外国的人,篡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,莫胜快乐。王道:晚生大可取,总有妙才。……

  刊物还未出,读者的赞语先有了。这显然出自编辑先生的杜撰,说它是广告尚可,跟新闻却无缘。

  在第一批近代报刊里种下的造假的孽恨,成了以后出版的各报的通病,着名报人王韬当时说:采访失实,记载多夸,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,或并有之,均不得免。”18748月,上海的《汇报》刚出版两月,《申报》就登了《汇报辟谬》,指责该报甫经两月,误传之事,不止一端。文中列举七条新闻失实。当时,上海中文报仅申、汇两家,双方竞争激烈,《申报》想以报道失实来败坏《汇报》声誉。其实,《申报》自己也不干净。创办伊始,就以《通奸毙命》为题,报道苏州绅士范霞卿之子逼奸弄死一少女。此事纯属子虚,引起该绅士强烈抗议,不得不在第87号上更正道歉。更奇怪的是,谈神弄鬼居然也当新闻大模大样登在报上。1872612日一则消息《狐女报恩》,写一书生救了一只狐狸,后来这只狐狸化为美女前来和他成亲,且生了一子,作者还议论:此狐可谓能报恩者矣,今之人受人厚恩,不思感谢图报,而反而若不相识者,其亦有愧于此狐欤?从内容到形式,无异于一篇新聊斋。当时香港外文报指责《申报》谈神弄鬼,《申报》还强词夺理,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仍登《溺鬼讨替》、《老树述异》之类鬼神新闻。

  但是,应当指出,这个时期的失实新闻,内容基本上属于与人们利害并无直接关系的社会新闻,渲染、夸大、捏造;追求新奇、刺激、以耸人听闻,打开销路,大多数并无政治目的。正像18741224日《申报》在答复外报刊登鬼神新闻的责难时所说,本馆所述此等事件,系得知传闻,并非果以为信也。采集人言,搜集众说,遇有奇迹异谈,但使事情有可取,为之登录,如古之夷坚志、太平广记等书听载、篝火读之,举为谈助。就是说,这类新闻仅供人们饭后茶余谈兴之用。另外,那时的记者(当时称访员或访事人)多系兼职,社会地位低,采访水平也差,往往把道听途说,街头巷议之事凑成新闻,以混口饭吃。像《申报》189521日宜春访事人稿子(巴东淘浪):

  某甲年来欠某乙钱二千数百文,乙屡索之,不面。一日遇甲于途,两相争论,乙欲剥其衣,正在难解难分之际,幸甲友到来,从中说合,限日为偿,乙始订约而去。

  这是道道地地的马路新闻,无姓无名无地点无时间,完全可以关在家里炮制,而查无对证。记者写这样的消息,编辑居然会照登不误,说明当时许多报人还不不懂新闻采访、写作的起码要求。

  这样的新闻姑妄听之也罢,不信也罢,无关宏旨。但那时报纸对政治、军事、商情、灾害等新闻却比较慎重。利用报纸自觉地传播政治谣言是在政党报纸出现以后。

  政党报刊的革命谣言

  进入二十世纪,资产阶级政党报刊蜂起蝟集,取代商业性报纸成为中国报业的主流。政党报刊有明确的政治目标,资产阶级活动家们公开声称:英雄处事,目的贵坚,手段贵活,目的贵一,手段贵多,有一百目的,不妨有百手段,又不妨百变其手段。1912326日《民立报》)制造假新闻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手段,并成为政党报刊的一大特色,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尤甚,说什么:过渡时期之新闻,不妨略张声势。制造假新闻以造成政治声势,达到预定的政治目的,这说明弄虚作假完全是有意识的政治举动。

  中国第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《中国日报》(1899年在香港出版),在报上大量刊登未经核实的各地会党起义、民变骚乱的消息,以造成天下大乱的声势。不过该报还比较老实,新闻里注明据闻”“据传说的字样。到1900年上海的第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《苏报》问世,造谣的胆子就大了。从19035月起担任该报主编的章士钊在后来写的《疏皇帝魂》一文中承认:《苏报》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,不择手段,无所不用其极。

 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,随着革命风声日趋紧迫,革命报刊越发重视假新闻。《民呼日报》为抨击满清政府腐败,揭露满清官吏的贪污暴虐,宿娼纳妓,吸毒赌博假新闻连篇累牍。

  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,假新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邹鲁在《中国国民党史稿》一文中说:辛亥武汉起义,上海《民立报》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。《民立报》上的这种假新闻,密切配合起义的进程。武昌起义后不久,《民立报》制造许多各地光复的消息,以此动摇各地满清官吏。像1911117日《民立报》:

  北京专电:北京已为大汉光复,清帝藏匿使馆。

  清帝退位是在1912212日。1911117日清政府任命的袁世凯正指挥清军在武汉与革命党军队激战之中。编者为使读者相信,还特地注明北京专电。然而人们不难发现其编造的痕迹:对于如此重大新闻,电文却不注明时间、不写明光复北京的军队、不说明清帝藏在哪国使馆,更不披露详细经过,仅模模糊糊一句话。但尽管如此,只要读者将信将疑、人心惶惶,报纸就达到了目的。为了造成武昌起义天下应的声势,《民立报》还大量编造各省、市宣告独立,发表独立宣言的电讯,甚至刊登他们自编的独立宣言全文。在袁世凯指挥北洋军革命党军队、革命党节节失利的时候,报上制造袁世凯一系列流言蜚语,一忽儿说袁世凯被撤职,一忽儿说袁世凯被打伤,19111129日《民立报》竟刊登北京专电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,还配了一篇短评《汉奸之末路》,以伪造袁世凯之死来稳定人心。当苏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时候,又集中攻击江苏都督张勋。《民立报》1121

  南京专电:有人看见张勋贼手持人心,在豆腐店买豆腐,以油煎人心,下酒甚乐。

  一个都督在军情紧迫之中,还手持人心亲自去豆腐店买豆腐吃,谣言已造到何等荒唐可笑的地步。

  然而,假新闻尽管荒唐,的确还起了不少作用。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中回忆广州光复时写道:及武昌革命军兴,清吏张鸣岐、龙济光、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。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,港澳各报相率登载,全城人士欢声雷动。张督知人心已去,无可挽救,始仓皇出走,龙、李遂卑辞乞降,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,报纸之力为多焉。在武昌起义后,袁世凯率清军猛攻革命时,武昌军政府机关报《中华民国公报》坚持出版,报上消息,多系伪托,但读者莫不争看,信为事实,民心日变,民气日增。自汉阳失败,黎都督出走,武昌城内曾一度混乱。但《公报》照常出版,仍伪载事实,以镇定人心。城内外居民未散者,日望战况好转。(宋岐三《辛亥革命首义》)情况基本如此,只是作者把假新闻的威力看得太大了。真正起作用的,是人心,人民拥护革命的力量已不可阻挡。当时,清政府的《内阁官报》也造了不少假新闻,以各地都督来电形式,报道各地平安无事。同样是谣言,为什么人民相信革命派报纸,不相信清政府报纸?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。当然,不可否认,假新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因此,后来国民党许多要人对于制造假新闻不以为过,反当作丰功伟业,成为传颂一时之美谈

  其实,弄虚作假既非英雄之举,也非美事,倒正好说明,资产阶级即使在上升时期就已暴露出急功好利的狭隘功利主义、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秉性。反映出他们不愿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发动工作,不得不临时抱佛脚,用谣言来煽动群众,说明他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欺骗群众、愚弄群众的封建思想。弄虚作假纵然能收一时之效,却贻害无穷。

  黑暗年代的堕落新闻

  政党报纸的革命谣言的严重后果,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报刊上立刻显示出来。

  民国成立以后,中国报坛热闹异常,各种各样报纸、通信社多如牛毛。据1912年统计,全国报纸一下子增至五百余家,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十家左右。这些报纸,有的是被袁世凯收买或出资办的御用报,有的是各政党、团体办的机关报,有的是私人办的所谓民间报、民间通信社。目的各不相同,但造谣几乎成为各种报纸的共同特色。着名报人张季鸾曾耳闻目睹这段经历,说民国开元以后,报馆记事,不自采访,投稿多系虚造,报纸惟取之以充满篇幅,其真伪不问也。以故政界轻视报纸,尤鄙夷访员,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。(《追悼邵飘萍先生》)人们把这段时期的新闻称为堕落新闻

  袁世凯御用的一些报纸,为袁世凯登极称皇帝卖力气造谣言。上海的《亚细亚日报》大登各地呼恳袁世凯称帝的假消息。19151218日,在袁即将称帝前夕,发了一条《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》,绘声绘色地报道湖北宜昌地方石龙现身,还说拍有照片。新闻配了短评《记石龙》,说龙现身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,洽于物,而应乎天。过去报上谈神弄鬼,不过作谈助之用,现在却用天人感应的鬼话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。

  一些政党报纸,则利用假新闻来相互攻讦。同一事件,甲乙记载,必迥然相反,故阅报者即知属于某党。至于记载孰真孰伪,社会不辨也。(张季鸾《追悼邵飘萍先生》)

  而许多私人报纸、通信社,奉行有奶便是娘主义。所谓报社、通信社不过几间破房,几个人,所谓采访,往往是到达官贵人家去敲竹杠。谁给钱就造几条新闻给他捧捧场。谁要翻脸,就造几条电讯来攻击一番。

  袁世凯倒了,北洋军阀头面人物轮流上台,但造谣新闻仍然如故。上海《晶报》在1919418日登了一首打油诗《通信社》,诗曰:响壁最能虚造,闭门尽可兴谣,非非是是一团糟,邮花浪贴不辞劳,还捏纷纷电报。诗下配漫画一幅,把通信社分为捕风通信社,造谣通信社,混淆通信社。很形象地概括一些报纸、通信社的特征。

  在这段时期,电信事业日趋发达,本报专电成为各报竞雄争长的重要手段。许多报纸以二号字或四号字整版整版刊登本报专电,以显示本报的消息多而快。但因为经费负担不起,真正能发专电的只有少数几家大报,其它各报就得凭空编造了。天津《大公报》经理胡政之曾在一次讲课时说:那时候的电台是在主笔脑子里的,几个人一商量,二号字的专电来一个。说得很生动,因为他本人就精于此道。1912年,胡政之踏进上海的《大共和报》,写过几篇社论;该报主笔章太炎看他脑子灵活,让他担任专电编辑工作。《大共和报》没有专电,电台就设在胡政之脑子里,根据主笔的旨意,每天造出许多北京专电及其它城市专电,来填满要闻版。编造专电虽说是凭空想像,但也要合情合理,才能不露馅。大概胡政之的脑子灵活,编专电还没有听说闹出大笑话。而不少报纸、通信社,专电上笑话甚多。北京有家通信社,墙上贴着全国社会名流的名单。当编辑发不出稿件时,就在名人头上动脑筋,编个专电骂他一顿。然后在他的名字上打个红圈,以便在下次编专电时留心一点,不要自相矛盾。有次,一位编辑先生造了国是会某要人一条消息:

  本社接得南京专电:某某于今午在督军署与齐督面谈。

  谁知编了以后忘了加圈,第二天又造了他一条:

  某公于今早进府,面谒徐总统。

  昨午在南京,今晨到京,当时还没有飞机,坐直达火车也来不及,出了一次丑。

  那个时期的报纸,极少有专职记者。像北京的《益世报》,在北京称一流报纸,包括打杂、送报总共才八个人,新闻除了抄别报,就是由这样的通信社提供。当时任担该报编辑的张恨水感慨地说:此类新闻十九靠不住。但为了填满版面,只得加上本报专电”“本报专访的名称来凑数。

  独裁时代的官方谣言

  1927年,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全国,官方发布的统一谣言也取代政出多门的谣言。国民党通过发布种种法律、训令,以高压手段,箝制言论自由,限制别的包括、通信社的采访活动;又以其雄厚的财力物力,赋与采访上种种特权,使中央社迅速控制了全国重大新闻的收集和发布权。特别是关于政治、军事的重大新闻基本上被中央社垄断,颠倒黑白的新闻发布,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,各报不得不照登。连《大公报》也大发牢骚,指责国民党置报界于绝对统一之下,所谓统一,非仅言论而已、纪事亦然,……当局谓黑,则俱黑之,谓白则白之,其所是否者是否之。

  中央通讯社成立于1927年。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。创办伊始,就大造谣言,诬蔑共产党制造暴乱,杀人放火,为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制造舆论。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报道中,谣言更为离奇。在中央社发布的新闻中,工农红军不知被他们彻底消灭了多少次,只要看看19354月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就够了:

  47日,永顺一带匪主力全部击破”“毙匪无算,将匪全部击溃。

  413日,贵阳附近黄泥哨一役,朱毛股匪主力全部被歼。

  414日,蒋委员长电汪告捷,朱毛匪股即可全部消灭。

  423日,川黔残匪在合围聚歼中,朱毛溃不成军。

  429日,匪主力窜曲靖,国军重重包围,可告歼灭。

  在一个月之内,红军已五次宣告全部被歼了。而在四、五两个月,中央社三次宣布朱德毙命。看了这样消息,人们由不得会问、;朱毛到底有多少个主力,朱德到底有几条命?这个难题除了中央社看来无人能解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日渐腐败和崩溃,他们越来越乞灵于假新闻来自欺欺人,中央社的牛皮越吹越离奇。可以说,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多时间里,中央社发布的军事消息很难有一条确凿可靠。单以三大战役的几条战讯来说吧。

  长春之战,原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已在19481019日率部放下武器,接受解放军改编。过了四天,即1023日,中央社还发了一个电讯:郑洞国将军在廿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,壮烈成仁。把活人说成死人,为国军树立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光耀榜样,以便继续替蒋介石卖命。

  徐州之战。1949110日,解放军已全歼邱、李兵团,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俘。但112日、中央社居然还发出邱李兵团突围的消息,说杜聿明率邱、李两兵团在宿永地区歼灭共军十七万人,刻以任务达成,已主动脱离背龙集战场,转进有利地区,续予匪打击。

  天津之战。我军在114日发起总攻,15日下午天津全城解放。就在14日,中央社发布消息,大吹国军士气旺盛,阵地坚强,联络迅速。匪每次猛攻,徒有死伤累累,自食恶果而已。”15日各报照登无误。

  新华社的评论、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的评论,多次称中央社为谣言公司,这是名副其实。想当年,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翻满清政府的时候,有多少群众相信他们报上的谣传,因为他们代表了时代方向,得到了群众的拥护。但蒋介石集团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后,他们的谣言,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信,连国民党军政人员也不信。新闻活动是人类生活的必然,但人们需要的是真实情况,不能靠假新闻来观察世界。于是,国统区人民,甚至连国民党上层分子都偷偷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。一个通讯社、一家政党报纸,到了连自己人都不相信的时候,它不就死亡了吗?

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在混浊的旧中国报界出现过不少正直的新闻工作者,勇敢地揭露社会的黑暗、政府的腐败,如实地报道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,至今成了珍贵了历史资料。他们入污泥而不沾,更显得难能可贵。就报纸而言,一些比较严肃的商业性报纸,在新闻上比较真实可靠。然而,在旧中国一百几十年的新闻史上,真正能解决新闻真实性问题的,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创办以后。我们党的报纸从创办开始就强调、重视新闻的真实性。虽然,我们党的报纸受到过弄虚作假的毒害,但我们敢于不断清洗自己,公开地揭露一切不真实报道。坚持真实性,是我们党领导的报纸和旧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最鲜明的区别之一,是我们最可贵的传统。维护真实性,就是维护我们报纸的生命。

(蒋遵和摘自《人民网》作者李良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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